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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7次报告》――总报告摘要:中国正处在迈向现代化关键期

发布时间:2020-04-18 来源:寿鼎财经快讯

  中国社科院与经济日报社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7次报告》。

  国经济的时空变化及其未来走势,并有所发现:一是从城市社会发展看,中国进入城镇化后期,城市风险有所增加;二是从城市经济发展看,中国处在迈进高收益国家的跨坎期;三是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进入城市区域荣衰的博弈论期;四就是指城乡关系看,中国转入城乡一体的转折期;五就是指城市结构看,中国处在城市形态的定型期。

  当前,精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发展方位,提高行进信心,而且有助认清面对的问题,维持战略冷静,确认正确的发展方略。

  从城市发展角度观察,每一阶段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都会经历先在一点或数点挤满,然后再向局部和全面拓展的过程。

  从城市视角观察中国未来趋势,将支撑有关中国迈向现代化“最后一段”的辨别,同时突显发展的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横跨陷阱并争取“最后的胜利”,一要深化改革,改变动力;二要前进一体化发展,促进蔓延,从而迈进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从城市社会发展看,中国转入城镇化后期,城市风险有所增加

  城市化发展与风险如影随行,充满著不确定性。中国城镇化等阶段具有特殊性,从“职寄居”视角看,中国城镇化将经历“职城住乡”主导的城镇化、“职寄居异城”主导的城镇化、“职住同城”主导的城镇化等阶段。

  (一)充分城市化的社会趋势已不可逆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已经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95年快速增长的城镇化前期:人口城镇化率从17.92%下降到30.48%,年均快速增长0.64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1996年到2010年城镇化加快增长的中前期: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0.48%下降至49.95%,年均快速增长1.37个百分点;第三阶段是2011年以后,城镇化快速增长的中后期:2011年到2018年,城镇化率从51.27%上升至近59.58%,年均增长1.1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土地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

  未来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持续增长,城镇化的速度将之后平稳上升,户籍人口城镇化差距上升。预计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比例将超过70%以上。

  (二)城镇化特殊性带给城市风险

  在城镇化的前期和中期,城市风险相对较较少。随着城镇化进入后期,风险有所增加。未来,一方面人口大规模转入城镇化需要相应的就业机会,2019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500万人。智能化将从结构和总量上影响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也将出现低收入岗位萎缩。另一方面,人口以家庭式迁入方式向城镇加速聚集,老龄化时代到来,对公共支出明确提出巨大需求。

  风险多发容易引发风险共振。特别是就业问题解决问题不好,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风险。

  (三)“智能+产业”是化解风险的关键

  2035年中国应该基本竣工智能化城市社会。全国10亿居民即70%以上人口都工作和生活在1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里,人们通过智能技术在城市里充份且轻松地就业、快乐而幸福地生活。

  增进产业繁荣化解多发风险。首先,把握城镇化的节奏和力度,大力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其次,坚决产业承托的城镇化思路不动摇。再次,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二、从城市经济发展看,中国处在迈向低收入国家的跨坎期

  当前,中国的转型正处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焦点独自”状态,虽然少数城市迈入高收入的门槛,但多数城市距离门槛尚远。

  (一)城市转型蔓延是国家转型成功的途径和期望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收入增长和结构升级。从城市和区域角度看,经济发展每次升级都要经历空间极化和空间扩散两个历史阶段,即先是少数城市挤满全国要素实现率先突破,多数城市因为资源萎缩导致发展缓慢,进而先发城市因为成本上升胁迫自身升级并造成要素蔓延,从而造就国家整体升级与转型。

  中国经常出现了令人惊喜的转型蔓延。一些中心城市已经跨过高收益社会的门槛。在收益方面,2018年剔除东营和鄂尔多斯两个资源型城市,中国大约有12座城市人均GDP多达两万美元。除4座一线城市外,部分的二线城市和东部部分三线城市也进入了高收益行列。

  在产业方面,虽然多数城市的产业升级依旧步履蹒跚,但在一线城市深圳、上海、北京的产业高端化背后,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合肥、长沙等二线城市通过与一线城市互利合作或者开展产业和要素移往,也踏上了产业升级之路。

  在要素方面,一线城市在构建创意要素提升的同时开始向外扩散。分析2016年PCT国际专利法院量发现:深圳的国际专利受理量低达19647件,占全国总量42173件的47%。四座一线城市PCT国际专利受理量占全国的70%,指出一线城市聚集全国绝大多创意要素和创新能力。

  分析人才流动可以找到,2016年四季度到2018第一季度,二线城市杭州、长沙、成都、西安等城市人才净流入处在全国前茅,这不仅是二线城市率先发动抢人大战的结果,也是一线城市人才转移的结果。人才流动新趋势表明出有要素蔓延和转移趋势。

  局部蔓延将支撑我国踏入低收益国家。从城市视角观察,未来15年,中国将通过中心城市造就逐步构建局部到全面升级。在一线城市已完成全面转型升级后,二线三线城市实现转型升级,从而使不少城市转入高收入水平。

  改革开放40年发展累积了中国转型的坚实基础,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累积。40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培育的大学生相似1亿人且仍以年均700万左右规模持续增长。

  (二)以市场倾向改革增进动力转化和转型扩散

  高收益社会是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未来经济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整体国民人均收入在1.2万美元的台阶上稳步提升,产业发展踏入中高端。在城市层面,多数城市跨进了高收入门槛,转型从局部蔓延转向全面扩散。

  以市场化改革庆贺高收益社会到来。高质量快速增长和经济转型,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构建。首先,市场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即经济主体积极性再度迸发,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充分的效率提高。其次,关键制度改革造就人才红利。再次,人才红利造就其他红利。当人才红利取得释放时,因为人才使得资金、劳动力可以回流,资金、劳动力、土地可以再增值,原来消失的资金和土地红利也可以新的出现。

  三、从区域关系看,中国转入城市区域荣衰的博弈期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区域经济正处在“南北分化”和“东中发散”博弈期。

  (一)中部崛起表明出有区域从集中于聚集向局部扩散的积极转变

  基于要素和环境空间异质性的现实,区域经济不有可能完全同步。无论经济增长或结构升级,每一阶段一般都将经历从中心到边缘、从聚集到扩散的梯度发展过程。

  东部中心向中部扩展。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的空间格局两度重塑。1978年到2013年间,曾经贫穷的东南沿海城市持续兴起成为中心,曾经兴旺的东北及中西部龙头中心不断衰退成为边缘。2013年以来,由东部地区及其邻接中部地区构成的区域,北至京呼线,东南临海,西返东经110度经线附近山区绵延带的网络状城市体系,聚合成“一网”的趋势愈发明显。与此同时,伴随着中部地区人口的持续流向,中部地区的人口占到全国的比重开始回升,东中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更是达到了63%。东中部地区已经沦为中国人口的主要承载地,“东中一体”趋势初现端倪。

  (二)南北分化激化,影响区域转型扩散进程

  南北分化持续激化。在中国区域经济由聚集转向蔓延的过程中,南方(东南和西南)经济持续向好,北方(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持续上升。区域格局从之前的东西分化逐步转向南北分化。若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区分中国南北方,可以找到2018年中国省区GDP增速总体上呈现出“南高北低”态势。

  (三)目标与对策:以“东中一体”应付“南北分化”

  区域全面繁荣是现代化的最重要特征。未来区域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每一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保证务实发展和持续转型,各区域之间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确保共赢发展,更多的区域从要素驱动改向创意驱动。

  以“东中一体”应付南北分化。首先,实行“东中一体”战略。让东中部地区在相互分享中促进中部地区持续兴起和转型,也推动东部进一步升级发展。其次,减缓筑城牢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长江防线,进一步前进黄河、珠江、淮河、汉江等重点流域经济带上下游间开展更高层次的区域合作。再次,通过多个经济区一体化战略,扩散中心城市的外溢效益,带动边缘地区发展,从而进一步不断扩大兴旺地区范围,压缩衰退地区范围,带动衰落区域板块走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低谷。

  四、从城乡关系看,中国转入城乡一体的转折期

  当前,中国的城乡矛盾跨越了极化的拐点,但城乡一体还远未实现。未来15年,中国从城乡拆分到城乡一体的巨变势必再次发生。

  (一)中国城乡关系正经历可喜的变化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城镇化过程,也就是指传统一元乡村社会,到转型的二元城乡社会,再到现代一元城市社会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城乡收入从不均到均衡、产业从排斥到融合、基础设施从分割到一体、公共服务从差异到均等,多种因素要求中国城乡关系及其演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目前,城乡基本一体远未构建。城乡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高差极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远,城乡居民收益悬殊过大,法律规定和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城乡之间还存在差别。

  城乡一体化趋势将不可逆转。未来15年,中国总体上将实现从城乡分割的城市社会到城乡一体的城市社会改变。在总体水平提高的同时,多数区域将跨过城乡一体的门槛。

  中国的城乡矛盾跨越了极化拐点。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后,“十三五”时期城乡居民人均农村居民收益差距经常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农村创建了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使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向平衡方向发展。

  (二)以“村市化”战略推动“三农”现代化

  “三农现代化”是城乡一体的核心目标。城乡一体城市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未来不应创建城市本底、全面一体、城乡一元、等值发展的现代化中国,使城乡两个自然属性不同、社会功能有别的地域空间,通过资源要素的权利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以城带乡和以乡促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日益融合、持续趋优和动态发展。

  以就地“村市化”增进“三农”现代化。首先,“农业工业化”实现规模化经营,让农业成为向非农产业一样独占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减宽产业。其次,“农村城市化”通过“三块地”在一定范围内的市场化,创建村民居住地的有助于集中于利益引领机制,促进乡村聚居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与城镇一体平衡。最后,“农民市民化”通过农民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面积,增大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构建职寄居不变的农民与市民一个样。

  五、从城市结构看,中国处在城市形态的定型期

  (一)中心城区外溢给更大城市区域发展带来希望

  仔细观察多国发展实践找到,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形态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在城市化亲率超过50%之前,人口以单中心聚集为主,50%之后人口开始由中心向外扩散,在城市化的前期,小城镇主导城市发展,中期大城市主导城市发展,后期都市圈城市群主导城市发展。

  空间蔓延的城市形态正带动更大的区域走向兴旺。1978年到1995年城镇数量迅速快速增长。众多建制镇和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并分别在1992年和1995年达到顶峰;1995年至2013年城市规模很快不断扩大。大中城市、全国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新城区成为发展热点。2013年后转入都市圈为主发展阶段。全国人口主要向都市圈和城市群挤满,中心城区人口、产业向外扩散,中小城市(镇)所拥有的人口数在全部城镇人口中所占到比重甚至还有所上升。城镇空间蔓延到,先进设备道路交通通讯技术和工具的应用于,城镇之间经济分工与协作联系的加强,使得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显现。

  城市形态体系将在进化中逐渐定型。未来15年,中国城市形态将经历从都市圈主导即中心城区向都市圈扩散,到城市群主导即都市圈向城市群扩散,并通过都市带及都市网,即群与群之间的蔓延到和链接逐步定型。从而构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格局。

  (二)拆分与分化有可能导致经常出现“大都市怪圈”

  资源错配和城市分化。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是产业和人口由中心向边缘蔓延的市场行为,是城市区域发展从分化到发散的规律使然。但是,由于行政和财政分权体制原因,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区不适应环境人口产业蔓延的趋势,利用行政权力将优质公共资源甚至所有产业挤满在中心,加之大城市在市场规模、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优势,造成大城市行政级别低的城市显得越来越强劲,小城市行政级别低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很弱。进而导致大城市与小城镇分化,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分化。

  (三)优化公共产品空间布局促成城市共赢新形态

  大都市化的城镇形态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迎合城市形态发展规律,未来应建设群网化的城市形态体系,形成“一五十百千万”的格局,即:一个东中城市网、五个西部东北城市带上、十个较大群、一百个都市圈、一千座主要城市、一万个重点镇,形成多中心、集群简化和网络化的城市形态体系。未来城镇人口将主要集中在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区域。其中,25%的人口在小城镇,25%的人口在中小城市,25%的人口在中心城区和大城市。

  因此,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起到与政府作用。首先,制定规划。制定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将主要承担现代服务业的功能,特别是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小城市则承担大城市派生出有的设施产业,如涉及制造业等。其次,创意制度,削弱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再次,调整政策。创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追随人回头的政策机制。最后,完善管理。要适应“城市中国”的到来,建设以城市为本的行政管理框架,同时基于都市圈、城市群和都市带上等城市新形态,探索创建跨越行政区的管理体制。

  (执笔:倪鹏飞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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